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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鼓究竟是谁做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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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梁正齐 吉朝声
石鼓文记述了
  秦人的狩猎活动 
  很多研究者认为,石鼓文的内容是记述秦人的一次大型狩猎活动,而古人也因此称石鼓为“猎碣”,这是不妥当的。其实,石鼓文同西周的钟鼎铭文一样,属于其时的礼仪文化和宗教文化,其功用在于“铭其功业”。按西周的礼仪制度,诸侯公卿对周室有功勋受天子奖赏,或天子给予了某种殊荣,可铸钟鼎簋尊等器,作铭记事,或追述祖德,感谢天子,以志纪念。 
  西周列鼎制度,天子九鼎,诸侯七鼎,大夫五鼎,士三鼎,石鼓共有十鼓,却并不遵列鼎之制。因为石鼓文是以诗颂功的,按《诗经》中《小雅》的体例,十篇诗为一“什”。做成十鼓,每鼓一诗,是符合西周诗的礼制的。 
  研究石鼓文的内容是项艰难的事,这是由于研究中有两大障碍:一是文字残缺太多;二是少数字为字书所无,难以准确释义。尽管如此,经众多研究者的努力,我们还是能够大致把握石鼓文的内容的。这里先对石鼓文内容作简略介绍。 
  《汧殹》鼓文字齐全,写千河上游风光和秦人河畔捕鱼的场面。 
  《作原》鼓写修整原野道路、植树、建园囿的情况。 
  《车工》《田车》《銮车》鼓分别记述田猎中驱猎大兽、围捉活兽、射猎献禽等不同场面。 
  《霝雨》鼓记述大雨中秦军紧急抢渡千河的情景。 
  《马薦》鼓文字残缺太多,此鼓的内容,很可能与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记载的秦文公得陈宝有关。 
  《吴人》鼓记虞人(管理山泽园林的官员)为秦公的祭祀活动挑选牲兽的情形。 
  《而师》和《吾水》鼓可能是写欢庆活动的场面。 
  石鼓反映了 
  秦与周的密切关系 
  关键的内容在《而师》和《吾水》鼓。《而师》鼓有“……□□来乐。天子□来,嗣王始□,古(故)我来□”句,表明石鼓所记秦人的欢庆活动,与周天子、嗣王有密切关系。《吾水》鼓明显是仿照《诗经·小雅·黍苗》而作的。《黍苗》是歌颂周宣王时召伯为周室营建谢邑(在今河南省唐河县)之功的。谢邑的营建对周室镇抚控制南方至关重要,故《黍苗》咏道:“召伯有成,王心则宁。”《吾水》鼓开头则说,岐西境内水清道平,按里程栽上了行道树,表明秦公治理岐西有成,因而也可以让“天子永宁”了,故在丙申之佳日,燃起薪火祭天,以举办庆功活动。 
  由此可以看出,石鼓正是“铭其功业”的礼器。明确这一点很重要。裘钖圭在《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》中说:“按照石鼓文称‘天子’‘嗣王’等内容看,其年代必须合乎两个条件:第一,当时秦与周应有相当密切的关系。第二,当时的周王应刚刚继位不久。”我们认为还应补充一条,即当时秦公为周天子建立了某项功勋。这三条,将石鼓的制作年代圈定在一定的范围里。 
  秦与周关系密切的时期,当是从非子至春秋前期这段时期。但是,非子至庄公时,秦人尚在西垂及秦邑(当在今甘肃天水境),其活动范围与石鼓文记述的活动范围不符,故石鼓文的制作年代不可能在这一时期。 
  活动于千渭之会、岐西一带,与周室关系密切的秦公是秦襄公和秦文公,而且这两位秦公都为周室建立了突出功勋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,周幽王末年(前771年),废王后,立宠妃褒姒为后,又废太子宜臼,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。王后之父申侯大怒,联络缯侯、犬戎攻周,幽王举烽火求救兵,诸侯皆不应,犬戎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,掳褒姒和财物而去。在此期间,秦襄公“将兵救周,战甚力,有功”。周平王继位后,为避犬戎难,东徙洛邑,襄公又以兵护送平王。周平王为褒奖秦襄公,封其为诸侯,赐以岐以西地。 
  襄公之子文公继位后,暗暗作伐戎准备。文公三年(前763年),“以七百人东猎”,实是勘察新的邑址;四年(前762年)建新都于千渭之会;十年(前756年)建鄜畤;十三年(前753年),“初有史以纪事,民多化者。”在做了一系列文治武备之后,文公于十六年(前750年)以兵伐戎,一举将西戎赶出关中西部,并将岐以东之地献给周王室,这是对周王室做出的一大功勋。秦文公之后,再无一个秦公为周王室建树过突出功勋,秦与周的关系也不如秦文公以前密切。与史实对照,符合前述石鼓制作年代三个条件的秦公,只能是秦襄公或秦文公。 
  一个关键字 
  判定石鼓作者是谁 
  郭沫若论断石鼓文为秦襄公时所制,但是对一个字的考释,却使襄公说有了疑问。这个字见于《霝雨》鼓和《銮车》鼓,各种字书上都没有这个字。各研究者对这个字的释定意见分歧。王国维释此字为“雍”,马叔伦释为“郿”,皆被认为牵强。郭沫若释此字为“蒲”,解为千河上游之玄蒲谷,亦不为众家认可。后苏秉瑞在《石鼓文字之商榷》一文中释此字为“鄜”,许庄叔、徐宝贵又进一步为此释提供了较坚实的依据,此释已为多数石鼓文研究者所认可。然则,石鼓文作于襄公说便有了问题。因为“鄜”在石鼓文中当指鄜畤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说,文公“十年(前756年),初为鄜畤”,“鄜”字不可能出现于襄公时的器铭中。 
  我们赞同文公说。以文公时的史实对照石鼓文的内容,各方面都是吻合的。 
  第一,文公于十六年(前750年)将西戎赶出关中西部,完成了襄公的未竟之业,也算是完成了周平王交给秦人的征伐西戎的使命。文公赶走西戎后,“地至岐,岐以东献之周”,其功绩肯定会受到周天子的嘉奖。《而师》鼓中所记虽可能是襄公时事,但由文公铭记其父的功业,也是顺理成章的。 
  其次,《吾水》鼓中“吾水既清,吾道既平。吾□既止,嘉树则里,天子永宁”等语,有完成“其归视尔师,宁尔邦”的天子之命,向天子复命的意思,对照文公经营秦国,攻走西戎,“岐以东献之周”等事,是再吻合不过的了。 
  再次,文公时的情势,周赖秦以安西境,秦赖周以图发展,周秦关系是密切的,秦文公时,秦国初建不久,又是春秋前期,周天子的地位当为各诸侯国所认从,秦国对周天子更是拥戴的。根据前面归纳的判定石鼓文年代的几个条件,秦文公时是符合的。 
  最后,文公三年(前763年)东猎,四年(前762年)营邑于千渭之会,然后秣马厉兵,经十多年的准备,伐戎一举成功,此前的准备工作必然有一系列演练,《霝雨》《田车》《车工》《銮车》等有可能是这种以田猎方式所进行的军事训练的写照。另一方面,伐戎成功,受到天子嘉奖,也需要举办庆功活动,《田车》《车工》《銮车》所记载也可能是庆功活动。 
  此外,《秦本纪》记载,文公十年(前756年)建鄜畤祀白帝,十九年(前747年)得陈宝后,又于陈仓之北坂城祀之,正与《作原》《马薦》《吴人》鼓内容相合;《帝王世纪》载,秦襄公二年(前777年)徙都千邑,《汧殹》鼓所写千河上游,正是襄公建千邑立国之处,也是文公东猎的出发地。 
  总体来看,秦文公的史实与石鼓文的内容处处相合、丝丝入扣。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可以肯定地说,石鼓文的制作者,非秦文公莫属。其制作的时间,当在文公十九年(前747年)以后。因为在这段时间里,他获得了陈宝,要建祀奉陈宝之祠。也正是在这期间,他在茵香河畔发现了制作石鼓的石料(李仲操考证,石鼓所用石料来自石鼓山旁之茵香河畔)。所以他才能决定制作石鼓。因之,石鼓文的制作年代当在文公十九年至四十五年之间,即公元前747年至公元前721年之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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